“农民工”非但没有成为市民，没有接受到公民教育，反而更加“农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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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备制度、批判他人是我们最普遍的反应，但却唯独忘记，我们还应该责备自己。我们也是这样的风景和这样的羞耻的塑造者。我们应该负担起这样一个共有的责任，以重建我们的伦理。路边倒下的那个老人，超市里的问题牛奶，马路上突然下陷的大坑，村庄里被拆掉的房屋，都不是与“我”无关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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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把这一消极怠工形式称为“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美］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这一日常形式不会成为头条新闻，不会引起剧烈的社会震荡，但是，却是一股强大的暗流，这一暗流以隐蔽的、负面的方式存在，怠工、偷盗、破坏、吵架、装糊涂、装傻卖呆、诽谤等等是基本的方式，它阻碍着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心理嬗变。我们通常会把这些归结为农民的劣根性，但其实，这却是一个弱势群体，一个有强烈的被压迫感的群体所唯一拥有的反抗方式。他们的反抗只能以匿名的、不合法的方式进行，或者说，这是一种自救式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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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必须承认，对于我这样一个并不坚定的调查者而言，每每离开他们的打工场地和出租屋，我都夹杂着一种略带卑劣的如释重负感，无法掩饰的轻松。任务终于完成了，然后，既无限羞愧又心安理得地开始城市的生活。这种多重的矛盾是我必须面对的问题，必须解决的心理障碍。还有羞耻，你无法不感到羞耻。一个特别清晰的事实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一羞耻的塑造者和承受者。它不只是制度、政治的问题，它是每个人心灵黑洞的赤裸裸呈现，它是同一场景的阴暗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