漠视历史的人往往会成为历史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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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二战”期间的行为与其说是危险民族的产物,倒不如说是危险政府的产物,该政府身处脆弱的文化氛围和危险的时代,因而能够将貌似理性的危险观念兜售给它的国民,而这些观念原本是与人性相悖的。南京大屠杀应该被视为一个警世事件——它告诉我们人类极易被煽动,容许青少年压抑善良的天性,被塑造成高效的杀人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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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认为,导致日军暴行的第二个因素是日本军队中许多人对中国充满仇恨的蔑视——这种蔑视是通过数十年的宣传、教育和社会教化培养而成的。尽管日本人和中国人有类似的(如果不是完全相同的话)种族特征(也许正因如此,日本人以扭曲的方式认为这威胁到他们自身的独特性),但日本军队中许多人将中国人视为低于人类的物种,杀死他们就像捏死一只臭虫或杀掉一头猪一样,无须承受任何道德压力。事实上,无论在战前还是战争期间,日本各级军人经常将中国人与猪相提并论。例如,一位日本将军曾这样告诉记者:“坦率地说,你对中国人的看法与我完全不同。你将中国人看作人,我则将他们看作猪。”11南京大屠杀期间,一位日本军官将中国俘虏10人一组捆在一起,然后把他们推入坑中烧死,他为自己开脱罪责时解释说,他杀死这些中国人时的感觉与杀猪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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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因素是宗教。日本军队为暴力赋予某种神圣的意义,将其视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文化要素,它所产生的力量同十字军东征和西班牙宗教法庭时期驱策欧洲人的宗教力量一样强大。1933年,一位日本将军在一次演讲中声称:“每一颗子弹都必须注入帝国的光辉,每一把刺刀的刀尖上都必须烙有民族精神。”14 几乎没有日本士兵怀疑他们在中国的使命是否正当。曾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永富角户说过,他从小所受的教育使他相信,天皇是全世界理所当然的统治者,日本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控制亚洲是日本的天定命运。